亲历红旗慕尼黑设计中心

贾尔斯·泰勒（Giles Taylor）从贾延良手中接过红旗CA770车模，举起端详。

这是11月2日红旗品牌慕尼黑全球前瞻设计中心开放体验日仪式前的一个花絮，前者是刚上任2个月的中国一汽全球设计副总裁兼首席创意官（CCO），后者是红旗最具影响力的经典车型CA770的主设计师。

红旗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老外设计师，有了海外设计中心，经典在二贾之间传递仿佛有了某种隐喻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2个多月前的2018圆石滩车展，一辆他们手中的CA770同款老爷车和一辆红旗CA72老爷车首次参展，后者还荣获主席杯大奖。

2018年是红旗品牌诞生60周年，1月8日的战略发布会为红旗下一个甲子定下基调，也开启了品牌历史上没有过的野心——红旗品牌要打造成为“中国第一、世界著名”的“新高尚品牌”。四大系列产品线、2025年前推出17款产品、“三国五地”全球研发布局成为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

中国一汽红旗品牌全球前瞻慕尼黑设计中心体验日发布会嘉宾

5月慕尼黑全球前瞻设计中心注册成立，9月劳斯莱斯前设计总监泰勒加盟，造型设计打响了新红旗的第一枪。

要复兴红旗，造型设计确实是要解决的第一要务，要在之前国车、检阅车的品牌印象基础上年轻化、现代化、国际化，让国人对红旗的复杂情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买冲动。

泰勒和慕尼黑全球前瞻设计中心在新红旗的造型设计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官方材料对泰勒职责的描述是“负责制定中国一汽红旗品牌的独特造型理念和设计策略，规划和建立中国一汽造型开发体系，发展全流程造型设计能力，为中国一汽红旗品牌与自主乘用车品牌注入国际化设计理念等。”

泰勒在体验日仪式上的讲话为自己和慕尼黑全球前瞻设计中心规划了两大工作内容：

“第一，为中国一汽的整体造型助力，打造红旗全新的品牌理念，设计出激动人心的新高尚产品，17款现代感和电动化的产品。”

“第二，整体监管和助力设计团队的运营和管理，在3年内打造出世界级的团队。我们将在三国五地有所布局和发展。”

中国一汽全球设计副总裁兼首席创意官 泰勒

英国人泰勒1992年毕业于伦敦皇家艺术学院车辆设计专业，曾任雪铁龙、捷豹设计师，2012年加盟劳斯莱斯任设计总监，领导设计了魅影、曜影、幻影、以及备受瞩目的劳斯莱斯首款SUV库里南等车型。

从履历和作品看，泰勒与红旗几乎是天造地设一样的难得，接下来的几年中，泰勒主导下的红旗造型能否让市场满意，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融合：泰勒对豪华感和中国元素的融合，慕尼黑设计团队和长春设计团队的融合。

什么样的豪华

红旗的辉煌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直到徐留平入主中国一汽、推出复兴红旗战略之前，这个品牌的存在感基本上只在几次大阅兵中使用的检阅车上。新红旗能够取得如今的消费者、尤其是其目标群体的认同吗？

19号公路俱乐部创始人向以伟受邀参加了红旗品牌慕尼黑全球前瞻设计中心开放体验日，该俱乐部是中国成立最早、影响力最大的豪车俱乐部，早期会员门槛是拥有200万元以上的豪车，之后入会标准扩大为一份详细的车型名单，例如轿车为奔驰S400L以上。如今俱乐部会员约2000人，他们正是红旗的目标群体。

80后的向以伟对《汽车商业评论》说：“非常期待有一个能让我们骄傲的民族品牌豪华车，我们是非常愿意去消费它的。”

19号公路俱乐部会员最小的25岁，最大的66岁，2007就创办俱乐部的向以伟对这群豪车车主的喜好相当了解；“他们对顶级豪华车首先看重的是稀有性，其次是车的豪华程度和性能，再其次是材质和个性化。”

红旗品牌慕尼黑全球前瞻设计中心体验日发布会现场

向以伟对红旗现有产品的评价是“外观气质是足够的，蛮大气的，非常正的形象，外观还缺些细节的点缀。内饰是太粗犷了，市场上有很多同级别的品牌，一对比差距还是蛮大的。”

他认为红旗的历史地位已经具备成为一流豪车的基础，但要真正让市场接受，还需要在品牌、做工、性能、豪华程度、设计这些方面努力。

另一位80后王超也全程参与了慕尼黑全球前瞻设计中心开放体验日。王超有多重身份：汽车设计师出身，开云汽车创始人，摩拜单车设计师，几家创业公司投资人，红旗CA770老爷车收藏者，还他曾自发设计红旗CA77X车型，一直做到1∶1模型自荐给一汽。当然还有一个身份：红旗的目标群体。

作为收藏红旗也自发设计过红旗的专业人士兼狂热爱好者，王超对红旗从品牌定位到设计细节有着全面的思考：“我理想的红旗是最高级别的行政用车，就算主流车（H系）也得是主流车中让人对品牌认同度高于质量认同度的这么一个车。”

他认为红旗（L系）应该是超越宾利、劳斯莱斯这些顶级豪华车，并且在细节上区别于西式豪华、有明显中式豪华烙印的极致座驾。

极致都体现在细节上，“比如车窗玻璃是不贴模的，顶级车只会用窗帘。红旗最早也是窗帘，拉窗帘有仪式感，是手动拉还是有自动按键，自动按键的话以什么速度拉。包括窗帘材质，用丝、绸、布还是天鹅绒，都是豪华感的体现。”

在某些细节处理上，他认为红旗应该比宾利、劳斯莱斯做得更好，“宾利和劳斯莱斯普通版都是真皮座椅，我坚持认为这个级别的车不应该用真皮而应该用织物，织物座椅冬天不凉夏天不热还透气，缺点是不好打理，但这对红旗车主不应该是问题。”丰田旗舰轿车、日本天皇座驾丰田世纪座椅表面材料不用真皮而用羊绒布也体现出东西方对豪华的不同理解。

还有前一阵突然走红的劳斯莱斯雨伞。劳斯莱斯在两侧车门内各暗藏一把雨伞，按下按键雨伞就会弹出供乘客使用，每把雨伞售价10万元。

但在王超看来这在中式豪华里是不应该出现的，“如果外面下雨，我自己打开门再抽出伞再打开，想想那情景。伞应该是司机的事。”

理性来看，王超的设想更多适用于L系和顶级旗舰车型，但从他对红旗的期望值可以看出红旗品牌的上限有多高，而L系的上限越高，S系、H系、Q系的空间就越大，对红旗品牌整体越利好。

为满足新精英人群对“新高尚品牌”的诉求，中国一汽对红旗的要求是全方位的。10月30日一汽红旗发布R.Flag“阩旗计划”，其中的红旗5f.RFlag“红旗五觉体验”就是从用户角度出发，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知觉五觉为中心，运用先进技术打造极致愉悦的驾乘体验。

红旗正在按照此“五觉”在全球进行布局建立创新实验室，在此标准和技术标签上的产品将在2019以后陆续推出。

挑战

1998年，三星社长李健熙认识到，三星要想走向全球，设计是唯一的出路。他用2年多时间和比CEO还高的薪水从美国挖来工业设计大师高登·布鲁斯和IBM神童、ThinkPad设计负责人汤姆·哈迪，让他们负责三星的造型设计。

“然后三星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全公司中层以上高管做工业设计的培训，给他们讲什么叫工业设计、设计为什么能创造价值、设计师为什么要这么工作，让其他部门彻底理解设计，而不是先去培训三星自己的设计师。”

这是《汽车商业评论》采访常冰时他为记者讲述的一个故事。

谈起红旗的设计，有两个人无法绕开。一是CA770等经典老红旗的设计师贾延良，二是2001年至2015年在中国一汽负责红旗设计的常冰，这期间至今几乎全部红旗车型都是常冰带领团队设计的，包括2009、2015两次大阅兵使用的红旗CA7600J检阅车。2015年秋常冰离开，在北汽新能源工作一段时间后于今年年初加盟合众新能源汽车，任公司副总裁兼设计中心总经理，若谈及新世纪以来的红旗造型设计，他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人。

“关于如何设计汽车，大家都是知道的，但在很多企业的开发实际中执行得不好或者根本执行不下去，问题往往出在设计部门之外。能否在技术流程之外建立恰当的保障制度很重要。”这是三星故事的用意。

泰勒与嘉宾参观并分享红旗未来产品设计

常冰说，泰勒是优秀的设计大师，无论是专业能力还是业界口碑都非常好，对豪华品牌的理解当然更是无人可敌。好设计师难得，而企业有合适的制度来保障设计工作的实际执行，则更为难得。整个企业对设计的认知，这是红旗在泰勒到来后的挑战。

设计与工程在任何车企都是一对矛盾体。常冰在中国一汽的15年里，他认为公司是以工程为主导的开发思想，“一汽的车，做实验、跑耐久、用户口碑都很好，但是大家看见一汽的车就是没感觉。比如奔腾，有很好的机械品质，开它的人没有抱怨的，但更多的人是根本就不会买，压根儿没机会去体验它的好。这其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造型是被工程强势主导的。”

组织架构能印证这一点，当时造型团队在一汽技术中心下属的造型科，而造型科要负责全集团从解放卡车到红旗、奔腾、森雅所有车型的造型设计。虽然在具体分工上会有不同团队负责不同品牌，但在组织架构上没有区分，而且长期以来造型团队的负责人职级仅为科长，造型团队与董事长之间有四层汇报层级，话语权可想而知。

常冰认为另一个挑战是，慕尼黑全球前瞻设计中心与长春总部的地理距离有可能影响前期造型设计与后期量产转化的衔接。对中国一汽来说，慕尼黑的能力毋庸置疑，但设计方案到了长春，是否还能完美落地，很可能会是一个挑战。

题解

常冰如果晚走两三年，就会看到变化的发生。

在长安时推出过“智色双旋”设计理念的徐留平是国内汽车集团掌门人中对造型设计最重视的。

在中国一汽，最直观的变化是挖来泰勒后，设计师的最高职级从科长变为集团副总裁，直接向董事长汇报。

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徐留平

2017年8月2日，原长安汽车董事长徐留平正式出任中国一汽董事长、党委书记，掀开了一汽大刀阔斧的改革。次月，红旗品牌从一汽轿车独立出来由集团总部直接运营，原一汽技术中心分拆为研发总院、造型设计院、新能源开发院、智能网联开发院等分工明确的独立机构，造型设计院下设红旗品牌造型所，红旗造型团队终于有了边界清晰的组织架构。

设计师出身、对国内车企设计体制绝望后投身创业的王超评价这场设计体系上的变革：“只要顶层设计对了，设计就不是问题。”

红旗品牌造型所所长张铭之前在一汽-大众干了11年造型，2017年10月来到红旗品牌造型所，经历了这个部门从0到1的过程。

现在，这个专为红旗品牌服务的造型团队有了近100人，主要来自一汽-大众、一汽轿车、原一汽技术中心造型科，外加慕尼黑全球前瞻设计中心由泰勒带领的团队。

中国一汽红旗品牌全球前瞻慕尼黑设计中心设计师工作中

规模不大，设计师数量不多，设计师比较年轻，无论长春还是慕尼黑，都还处于成长和扩张期。但相比从前红旗没有独立的设计机构，更别提海外中心、设计副总裁来说，已经好太多。

改变的还有设计汇报和决策流程。“造型所汇报只有两层，一层是徐院长（研发总院常务副院长徐世利）的层级，第二层就到董事长了，决策流程非常简短，而且参与决策的人只有个位数。”张铭说。

一年前这个体系刚建立起来时，董事长徐留平亲自抓造型，张铭跟董事长的交流比较频繁。流程渐渐清晰后，董事长把一部分造型决策权授权给集团副总经理王国强，张铭更多跟王国强沟通，徐留平只参与重要节点，“我们跟国强总几乎每周都会在造型工作室沟通，他会到现场来，频次还比较高。”

以上种种显示，中国一汽虽然没有像1998年的三星一样用培训来提高全公司对设计的认知，但已从组织架构、海外布局、职级提升、人员扩编、决策扁平化、决策层沟通频率多个途径提升造型设计在公司的地位和重要性。

常冰担心的慕尼黑中心与长春总部的衔接沟通问题，在筹备之初显然也有考虑。慕尼黑中心董事长徐世利是一汽研发总院常务副院长，同时还在国内红旗品牌造型所的直接汇报人；红旗品牌造型所所长张铭则兼任慕尼黑中心执行董事；来自一汽红旗的张志刚担任慕尼黑中心总经理。

这三层人事交叉决定了慕尼黑不会成为海外孤星，能在各个层面最大限度地与长传总部沟通协同。两地间的人员往来非常频繁，泰勒说他经常飞往长春，而张铭从2017年12月中旬注册慕尼黑中心开始，到今年11月初，不到11个月已经8次往返长春和慕尼黑。

依靠这样的团队和流程，红旗1月发布的17款车计划如今已立项超过10款，动手的接近10款。

而红旗已有产品在改革后的新体制下也焕发了生机。11月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红旗品牌10月订单、生产、批发、零售均过4000辆，终端销售4093辆，连续8个月销量大幅增长。

同一天，中国一汽董事长徐留平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工业互联网的创新与突破”论坛上透露，红旗品牌今年销量比去年增长了10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