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谈“一带一路”何以让世界共同繁荣成为可能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这40年，中国的发展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在1978年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当年我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56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被称为黑非洲的地方。1978年时，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的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490美元，我们连他们的三分之一都没有达到。跟世界上其它贫穷的国家一样，当时81%的中国人生活在农村，84%的人生活在一天1.25美元生活费的国际贫困线以下。同时我们是一个非常内向型的国家，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4.1%，进口是5.6%；也就是说，90%的生产活动跟国际不接轨。并且在出口的产品当中，75%以上是农产品以及农产品的加工品。就在这么一个非常低的起点上，过去这40年，我们取得了平均每年9.5%的经济增长率，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地区，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对外贸易增长更快，达到平均每年14.5%。在这么一个快速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总体态势中，2009年我国的经济规模按市场汇率计算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经济体。2010年我们出口超过德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而且95%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所以现在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的贸易总量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而且贸易进口加出口，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7%，到现在达到35%左右，在人口规模超过一亿以上的大国中，中国现在是贸易占经济GDP比重最高的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一直是稳定而快速地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经济增长一放缓，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就此起彼伏。但回顾起来，中国却是过去这40年当中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为什么能这样呢？这主要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一方面解放思想，一方面实事求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条件来推动改革，而不是简单地照搬一些西方理论来进行改革。我国的改革是以渐进、双轨的方式推进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很多大型的资本密集的国有企业，效率低，没有保护补贴就活不了，当时推行的政策是实事求是，对这些大型的国有企业给予必要的转型保护、补贴以维持稳定；对那些传统上受抑制、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准入，而且积极地因势利导，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招商引资，把比较优势迅速变成竞争优势。这些新的产业发展得非常快，积累了资本，使得比较优势不断往资本密集产业提升，给改革旧的产业创造了必要条件，改革随之不断深化。这是中国在过去这40年能够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沿着这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道路，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去推进，国际上的很多机构和国内很多学者预测，到2025年前后，我国可以跨过人均12700美元GDP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中国是拥有辉煌文明的古国，从鸦片战争沦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一直以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正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讲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对于中国人来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仅是中国的人们富了、国家强了，我们希望自己国家富强，也希望其他跟我们有同样历史、同样命运的发展中国家，能够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摆脱贫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经济体，虽经过两代多人接近三代人的努力，还陷于低收入或者中等收入的水平，没有办法从低收入跨进中等收入，或是从中等收入跨进高收入的水平。我一直在大力倡导一个总结于我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发达国家给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援助很多，但是好钢没有用到刀刃上。经济发展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其前提条件是什么？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靠的是现有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随着现代技术的使用，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市场范围越来越大，电力、通讯、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这样的进程，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瓶颈限制是什么？是必要的基础设施严重欠缺。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就没有办法采用现代化的技术、发展现代化的产业去提高生产力。国际上的发展援助主要用在什么地方？改善政治治理，增加政治透明、提高人权、促进男女平等，发展教育、医疗等。这些发展援助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并不能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瓶颈。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我国的经验知道，要致富先修路，必须把基础设施完善以后，一个发展中国家才能够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这是为何习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新的中国倡导的国际发展合作框架时，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作为抓手来推动的主要原因。这样一个新的国际发展援助合作的框架提出以后，在国际上引起了热烈的反映，可以从两项指标来看：第一，我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但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严重欠缺，所需资金规模非常巨大，必须用多边的方式来动员市场的资金，因而我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备的时候，尽管美国公然反对，给很多国家领导人施加压力，但是这样一个机构是符合各国发展需要的，得到了积极热烈地响应，有57个创始会员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这些七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到现在已经有77个成员国，而且还有几十个国家在申请的过程当中。目前已经是除了世界银行之外，成员国数量最多的国际多边发展机构。第二，我们去年召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来了29个国家领导人，有160个国家和国际机构代表团参加，是去年国际上最大的盛会，表明我们“一带一路”的思路得到积极响应。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不仅我国，其实包括美国也看到了。201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倡导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把中亚五国跟阿富汗连在一起，在印度洋找到一个出海口。同年还提出印太经济走廊，用基础设施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连在一起。这些倡议的内容和“一带一路”倡议相似，但是现在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印太经济走廊”国际反响一般，而我们“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得到积极的反应。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是因为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我们有比较优势，而且是可信的。第一，中国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最强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要钢筋、水泥，我们这方面的产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快，培养了世界最大规模、非常有竞争力、效率非常高的施工队伍，在国际上竞标，我国施工队的成本在其它国家施工队的一半以下，甚至三分之一。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峰时期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建高速公路时，那时候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非常强，现在已经衰落。第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资金，我们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美国政府的债券回报率非常低，如果去除掉通货膨胀是负利率，美国股票市场泡沫很大，风险很高。我国这3万亿美元储备当中一部分资金可以用来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资金。只要这些项目选择好，回报率会相当高。展望未来，我国的经常账户每年还会有几千万美元的盈余。在资金投入上，我国有优势。第三，基础设施建设以后是不是能致富，决定于有没有产业发展。前面谈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非常少，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色，抓住了国际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从农业经济变成现代化的制造业经济。二战以后，日本发展起来是抓住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失掉比较优势，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日本到20世纪60年代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降低，当时亚洲四小龙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发展制造业，成为新兴工业经济体。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抓住了当时亚洲四小龙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转移的窗口机遇期，我国也发展起来了。现在中国已经是中等偏上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很快将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让中国变成“世界工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逐渐失掉比较优势需要向海外转移。谁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就有可能像我国和东亚经济体一样快速发展起来。但这一次跟前面几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窗口机遇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量上的不同。比如60年代，日本开始向外转移，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930万。80年代，亚洲四小龙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时，韩国制造业雇佣人数是230万，我国台湾是150万，香港是100万，新加坡是50万。这一次中国大陆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1.24亿，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雇佣的人数达到8500万。从这个统计指标来看，我国实际上创造了一个足以让“一带一路”沿线60几个收入水平在我们人均GDP一半以下的国家，再加上非洲国家，同时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的窗口机遇期。如果他们解决了基础设施的瓶颈限制，就有可能抓住了劳动密集型转移的窗口机遇期。第四，思路决定出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政治上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但是，在政策上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为指导。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是否具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不同，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用在发展中国家难免有“南橘北枳”的局限。我国的条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较为相同，来自于我国的经验、理论和思路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动员资源，克服困难，抓住发展的机遇将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民族的骄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共同繁荣的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愿景的实现，给世界增添“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活力。作者：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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